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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_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_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_钱海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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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 纵向 社会 资本 中小企业 国际化 绩效 组织 创新 调节作用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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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经济科学 · 2010 年第 3 期 横向、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 绩效: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钱海燕 张 骁 杨 忠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 由于知识与经验的缺乏,以及制度环境的约束,关系网络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而如何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回避其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研究以 184 家江苏省国际化中小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横向和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系,以及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代表着中小企业与其它企业之间关系的横向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而代表着其与政府及相关支持机构之间关系的纵向社会资本却对国际化绩效有负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的组织创新能力对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有补充作用。 关键词: 横向社会资本 纵向社会资本 组织创新 中小企业 国际化绩效 一、引 言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面对国内市场的趋于饱和及过渡竞争问题,拓展海外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张骁, 2007) , “走出去”是中国许多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理论研究表明规模和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已不再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的限制因素( Fernández 和 Nieto, 2006) ,然而,对于中国许多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来说,仍然存在重重困难。尤其受到近年来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这些“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如何克服自身与环境的劣势,抓住机会,增加国际化绩效是我们亟须研究的课题。 对于中国中小企业而言,走向国际市场两个最主要的困难是:其一、企业自身知识和经验的不足。这需要构建各种联系,与相关单位进行合作,通过外部资源来加以弥补;其二、制度环境的约束。与外部单位合作,无论是客户、供应商、同行还是政府或金融机构,都需要制度的保障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处于转型经济中的新兴市场,靠制度建立这种安全机制的成本很高,因此需要利用关系网络来支持合作,防止某一方搭便车( Mesquita和 Azzarini, 2008) 。因而对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而言,社会资本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然而对于社会资本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实证研究*项目资助:江苏省软科学( BR20080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08020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08720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06720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70732002) 。 85 并不多,而这些实证研究虽然基于相似的理论基础,其结果也并不统一。有研究证明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与同行业的竞争者和与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的关系管理获得集体效率,从而正向的影响国际化程度( Mesquita 和 Lazzarini, 2008);也有学者发现网络关系本身对于中小企业在海外销售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Zhou et al., 2007);还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国际化程度和绩效的影响不仅均不显著(朱吉庆, 2008),且在某些维度上呈现微弱的负向关系(张骁, 2007)。我们认为造成这些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局限性与成本。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要比目前理论探讨的和实证检验的还要复杂许多,多数研究在分析社会资本带来的利益时,却没有深入考虑构建与维护社会资本所需要的成本(陈传明、周小虎, 2001),以及社会资本本身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而这些都会影响到社会资本作用发挥的结果。同时企业自身的能力,特别是组织创新能力,也会影响到其对社会资本的利用( Luk et al., 2008)。因此,我们需要从可获利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哪些情况下,社会资本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 第二,观察的角度不同。虽然都关注于社会资本,但这些研究却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网络。有时这一网络是指国内网络,或其向国际范围的拓展;有时学者们强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 Han, 2006),有时他们关注企业与政府或中介机构等其它组织的联系( Zhang 和 Li, 2008)。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考察企业的外部网络( Peng 和 Luo,2000),横向社会资本指的是本企业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及其间的资源,包括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纵向社会资本指的是本企业与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网络及其间的资源,包括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协调支持机构(如税务局、国有银行、商业管理部门等)。首先这一分类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外部资源的来源;其次在每一个维度中又不失社会资本在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和网络认知三个构面中的完整性( Nahapiet 和 Ghoshal,1998);最后,横向社会资本与纵向社会资本的性质差异较大,需要分别讨论。虽然构建网络获取资源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非生产性的行为,但是代表着与其它企业之间关系的横向关系网络更接近 Coleman( 1988)提出的通过关系的改变促进工具性行为的生产性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寻求信任与合作,避免机会主义行为;而代表着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间关系的纵向关系网络的建立则更倾向于利用转型经济中市场与计划并存的特点,向政府和相关部门追寻经济租金的寻租行为(卢现祥, 2000) 。 接下来, 我们将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理论假设;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对研究方法的描述,包括样本的收集、 变量的测量和假设的检验;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总结理论模型验证的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讨论,得出相关结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 很久以来,网络关系被认为是中小企业国际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尤其在转型经济的特定制度条件下,对制度信任的缺乏,使得基于信任的个人关系几乎成为所有交易的工具,更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有效方式( Zhou et al., 2007)。在动荡的出口环境中,中小企业利用其外部网络提高企业绩效,而在这些外部网络中供应商和客户是对国际化绩效贡献最大86 的因素( Yeoh, 2004)。中小企业通过横向社会资本的渠道,获得信息、知识和信任的资源,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Oh, 2006)。信息代表着能够及时发现市场机会,并能把握机会为企业创造利润。知识包括了国外市场的经验和从其它企业获得的有效建议,从而降低国际化的风险,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而中小企业与其它相关企业之间的信任、规范和认可会直接影响联合与交换的过程,使得获取网络中的资源更加容易,并与知识创造有着正向的关系( Nahapiet 和 Ghoshal, 1998)。减少了调查、计算和分析的繁琐过程,本能的相信自己的合作伙伴,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小企业依赖于横向关系网络的作用,获得市场机会、隐性知识、以及与相关企业之间的信任与一致性,以此弥补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不足,同时得到更好的服务与合作,互相帮助,相互信任,增加效率,从而进行有效的国际化。因此,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1:横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很多学者指出,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下,有必要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一,可以防止由于政府的干预,而造成的环境不确定性;第二,在这样的制度中,很多政府和相关部门中官员仍然有相当的权力去决定项目的批准和一些资源的归属( Peng和 Luo, 2000) 。但是,其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都是复杂而难以预测的( Tan 和Litschert, 1994) ,为了避免政府的干预而与其建立关系,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其二,这种为了利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行政手段获得资源,企图利用钱获得权,最终得到更多钱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寻租行为本身又是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卢现祥, 2000) 。经济学中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多数认为寻租活动对于社会福利是有害的,但是对于寻租企业个体来说却是有利的, 它们付出的主要是搜寻现在租金的信息成本、 对政府官员的游说成本、建立关系和维持关系的交易成本,因此短期内所耗费的成本可能大于获得的租金,但是长期来看,租金的收益会超过寻租成本(卢现祥, 2000) 。但实际上,在图洛克( 2008)所指出的寻租业之所以效率低下,规模较小的诸多因素中,寻租行为对寻租企业本身还有其它的成本,例如寻租上的规模不经济、租的耗散、其它企业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失去的机会成本(包括国际化的机会)等等,这些对于本身资源缺乏,又在寻求国际化成长的中小企业来说都会对其绩效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中小企业通常建立时间较短,寻租的长期好处也未能够体现。同时,寻租的最大利益是获得垄断的利润,这对于国际化中小企业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们认为中小企业一味寻求与政府保持亲密关系,并不能为其带来预期的国际化便利,而恰恰相反,会消耗大量资源,对企业国际化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 2:纵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组织创新的调节作用 周三多等( 2009)指出,不论是基于要素、产品还是工艺的技术创新,最终都会促进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高。这种竞争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产品功能的完善和产品价格的优势。生产要素中的新材料和新生产手段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产品本身的创新可以增加或改良产品用途、完善功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工艺流程的创新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力求节约生产费用。这些与产品相关的创新使得产品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企业的竞争能力更强。在相同的密切关系条件下,自身基础更好,朋友更愿意对其进行投资( Adler 和 Kwon, 2002) 。同样,在相同的网络位置、关系与认知的情况下,拥有先进产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客户的订单、合作企业的关注与支持,创造更多的利润。中小87 企业以产品的优势产生的积极信号作用也更容易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青睐,使其更愿意也更有理由为企业提供便利, 防止竞争过程中租的耗散, 并减少了在寻租过程中的机会成本,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因此与产品相关的创新可以对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进行补充,同时克服社会资本的部分局限,由此我们推论: 假设 3:与产品相关的创新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假设 3a:当其与产品相关的创新能力较高时,中小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对其国际化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 假设 3b:当其与产品相关的创新能力较高时,中小企业纵向社会资本对其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 管理创新涉及到企业制度的、层级结构的、战略规划的、甚至企业文化的创新(周三多等, 2009) ,对于企业的影响也更为全面。首先,管理创新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和与产品相关的创新相同,可以形成产品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引起网络中伙伴的更多关注。其次,在网络中,面对外部管理协作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合作效率,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为企业创造利润。最后更为灵活的企业制度、更具有适应性和学习性的组织结构、更为主动的战略和更有包容性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在所处网络中变被动为主动,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甚至减少寻租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Coleman( 1988)在其研究中发现,虽然父母的人力资本本身对子女的教育结果没有影响,但当他们的人力资本越高时,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的正面影响越大,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社交网络对子女教育进行帮助( Adler 和 Kwon, 2002) 。正如此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补充一样,管理创新能力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利用社会网络,形成对其社会资本的有效补充。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 4:管理创新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假设 4a:当其管理创新能力较高时,中小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对其国际化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大。 假设 4b:当其管理创新能力较高时,中小企业纵向社会资本对其国际化绩效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我们选择从江苏省有国际化业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中抽取样本,验证理论研究模型。首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而中国的中小制造业企业有着国际化的迫切需求,并在国际化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江苏省在中小企业国际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后根据本研究的目的, 我们在以上的范围内确定以下选择标准:( 1)中小企业(基于我国《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 ) ; ( 2)有国际化业务; ( 3)中方控股。 根据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得到的有经常项目的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名单,我们以盐城、淮安、苏州、扬州、徐州、泰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宿迁和南京 12 个城市为调研点,在全省发放问卷。共发出问卷 400 份,有 198 家企业自愿填写了问卷并返回,回收率为 49.5%。 同时我们按照以上标准在南京大学商学院 EMBA 班选择了 30 家企业发放问卷,88 收回 9 份,回收率 30%,总回收率 47.05%。经过分析,填写并返回问卷的企业和未应答的企业在企业规模、员工人数和行业分布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返回的 207 份问卷中,经过初步检查,有 23 份问卷由于填答不全等原因而作为无效问卷剔除,最终保留 184 份样本进行数据分析,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41.81%。 (二)变量测量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不同的测量方式,基于本研究的特点,我们认为 Peng 和 Luo( 2000) 6 条目的量表更适合中国中小企业使用,一则其用横向和纵向社会资本分别描述了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符合中国制度环境的特点,二则其测量的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与其它企业、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符合中小企业的特征,而在每一种网络联系之中又具有三个维度的完整性,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量表对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具体来说,我们以“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 1)与购买方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 2)与供应商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 3)与竞争对手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这 3 个条目测量横向社会资本;以“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 1) 与政府各种层级的行政领导者的联系非常广泛、2)与行业管理部门官员的联系非常广泛、 3)与协调和支持机构官员(如税务局、国有银行、商业管理部门)的联系非常广泛”这 3 个条目测量纵向社会资本;并使用 7 点的李克特量表, 1 代表非常不符合, 7 代表非常符合。 组织创新。虽然对组织创新有很多分类,但我们认为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分类更聚焦于组织的特征,也更契合本研究的视角。 West 和 Anderson( 1996)用 4 个条目测量了管理创新, Hooley 等( 1998)用 3 个条目测量了代表着技术创新的竞争地位, Luk 等( 2008)在JIBS 的文章综合了两个量表,以前者测量管理创新,以后者测量与产品相关的创新,无论在转型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测量结果都显示这一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我们使用 7 点的李克特量表作为对这些条目的回应, 1 代表非常不符合, 7 代表非常符合。 国际化绩效。企业国际化主要有两大目标(张婧、黄卉, 2007) :财务目标和战略目标。财务目标是指将国际化作为一种获利的手段,从利益持有者的角度出发,关注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和投资回报;战略目标则将国际化作为一种战略成长的方式,使用国际化程度反映企业国际扩张的结果。我们认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利润、求得生存是其首要目标,因此将财务目标的实现,即财务绩效,作为对其国际化结果的测量。为了避免同源方差问题,同时也由于主观和客观绩效的测量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张婧、黄卉, 2007) ,我们在此仅使用客观的绩效测量指标。基于以往的研究和中小企业的特点,我们选择 ROA(资产回报率) 这一财务指标测量绩效, 在调查问卷中由管理人员自行汇报。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 Capar 和 Kotabe, 2003; Zhang et al., 2007;杨忠、张骁, 2009 等) ,企业规模、行业因素、所有权和国际化程度被选取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以在数据分析中控制它们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首先,我们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相关信息,用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规模。其次,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对制造业出口金额按行业统计时的 5 大类:化学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等及有关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和未分类其他商品,我们对企业的主营业务产品进行分类,并设置 4 个虚拟变量对行业变量进行测量和相关计算。接着,我们以是否拥有外资股东作为所有权的差别,并设89 置 1 个虚拟变量进行计算。最后,我们以 FOPD(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①和 FSTS(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率)分别测量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广度和深度。 (三)测量的有效性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和 Cronbach’s α 信赖系数分析量表的信度、单维性、收敛效度和辨别效度,以评价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对研究框架中主观测量的各个构念分别计算了其Cronbach’s α 系数(表 1) 。各量表的 α 系数都在 0.8 以上,是理想的结果,本研究构念的测量信度较高。我们用 SPSS16.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方法抽取因子。 13 个条目抽取出 4 个因子(表 1) ,分别是横向社会资本、纵向社会资本、管理创新和与产品相关的创新,每一个的因子负荷都超过了 0.6,累积解释方差达到 81.757%。结合信度分析,我们认为各条目因子抽取的结果符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不需要进行取舍,可以直接进行后续分析。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因子名称 条目 管理创新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纵向社会资本 横向社会资本 管理创新 1 .861 管理创新 2 .815 管理创新 3 .801 管理创新 4 .763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1 .821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2 .864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3 .850 纵向社会资本 1 .853 纵向社会资本 2 .888 纵向社会资本 3 .870 横向社会资本 1 .883 横向社会资本 2 .854 横向社会资本 3 .661 解释方差 % 22.918 21.144 20.176 17.519 累积解释方差 % 22.918 44.062 64.238 81.757 Cronbach’s α 0.914 0.889 0.910 0.838 注:表内各条目具体阐释如下:管理创新 1: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决定使用何种方法达到目标时更有创新性;管理创新 2: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在启用新的工作程序或工作系统时更有创新性;管理创新 3: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在发展新的工作方法以达成目标时更有创新性;管理创新 4: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在发起员工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变革时,更有创新性;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1: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程度很高;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2: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很高;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3:与竞争对手相比,贵公司对于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定制化程度很高;①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见参考文献 7,根据 Hofstede 和 Bond( 1988)测量的不同国家 4 个文化维度(集体注意、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倾向)的分数,使用 Hansen 和 Løvas( 2004)的公式,计算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文化的欧几里德距离。 90 纵向社会资本 1: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政府各种层级的行政领导者的联系非常广泛;纵向社会资本 2: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行为管理部门官员的联系非常广泛;纵向社会资本 3: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协调和支持机构官员(如税务局、国有银行、商业管理部门)的联系非常广泛;横向社会资本 1: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购买方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横向社会资本 2:过去 3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供应商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横向社会资本 3:过去 3 年,贵公司高层管理者利用私人关系和人际网络与竞争对手高层管理者的联系非常广泛。 我们用 LISREL8.70 软件对测量模型编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各观测变量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全部大于 0.5 的标准。 t 值最小的为 2.18,都大于显著性标准2。从拟合优度指标来看,卡方为 105.05( P = 0.00021),自由度为 59,尽管卡方是显著的,但是一般来说卡方及其自由度主要用于多个模型的比较(侯杰泰等, 2004),我们需要进一步参考其它拟合优度指标。根据侯杰泰( 2004)的建议,我们计算了测量模型的其它指标。结果显示, RMSEA = 0.062、 NNFI= 0.98、 CFI= 0.98、 GFI= 0.92,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我们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中的因子负荷计算出各量表的复合信度( CR)和平均抽取方差( AV E) , Fornell 和 Larcher( 1981)建议 AV E 应当大于 0.5, CR 应当大于 0.7。根据表 2 所示,这两个指标都达到了要求,说明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最后,根据 Fornell 和 Larcker( 1981)的建议,我们采用不同潜变量 AV E 的平方根与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的方法进行辨别效度检验。如果两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这两个潜变量 AV E 的平方根,就说明辨别效度满足分析的要求。如表 2 所示,本研究中所有潜变量 AV E 的平方根都大于其与其它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辨别效度。 表 2 变量测量的收敛效度和辨别效度 变量 1 2 3 4 AVE CR 1. 横向社会资本 0.81 0.66 0.85 2. 纵向社会资本 0.65**0.88 0.78 0.91 3. 管理创新 0.31**0.28**0.86 0.74 0.92 4.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0.27**0.17*0.75**0.85 0.73 0.89 注:每一个潜变量 AVE 的平方根在相关系数矩阵的对角线上;*表示相关关系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表示相关关系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四)假设检验 我们使用 SPSS16.0 进行多元回归运算,表 3 显示了本研究中所有测量变量之间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4 显示了多元回归结果。模型 1 只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 2 中加入作为主效应的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以及作为调节变量的管理创新和与产品相关的创新。模型 3 中加入前置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为了减小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在创建交互项之前将前置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 假设 1 和假设 2 分别指出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模型 2 的结果显示横向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正向并且显著的( b= 0.27, p<0.01) ,纵向社会资本的影响是负向并且显著的 ( b=- 0.16, p<0.10) , 因此假设 1 和假设 2 都得到了支持。 91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 N= 18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国际化 绩效 8.26 11.07 1 横向社 会资本 3.85 1.28 .17*1 纵向社 会资本 4.33 1.23 .014 .60**1 管理创新 4.77 1.00 .02 .30**.26**1 与产品相 关的创新 4.97 1.07 -.05 .25**.17*.66**1 企业 规模 5.41 1.30 -.00 -.06 .09 -.03 .05 1 杂项 .05 .23 -.16*-.04 -.06 -.17*-.18*-.16*1 化工 .10 .30 .04 .08 .10 .09 .08 .08 -.08 1 轻纺 .40 .49 .08 .15*.03 .05 .03 -.05 -.20**-.27**1 机械 .29 .46 .01 -.08 -.07 -.02 .03 .01 -.16*-.21**-.53**1 所有权 .15 .36 -.01 .03 .00 .06 .12 .17*-.10 .02 .04 .00 1 FOPD 7.90 3.61 -.02 -.08 -.10 .01 -.06 .15*.05 .08 -.05 -.07 -.11 1 FSTS .58 .34 -.00 .10 .11 .10 .04 -.22**.15*-.14 .13 -.23**.20**-.02 1 注:*表示相关关系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表示相关关系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表 4 多元回归结果( N= 18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企业规模 -.01 .03 -.03 杂项 -.12 -.15+-.13 化工 .09 .07 .09 轻纺 .12 .06 .09 机械 .08 .06 .08 所有权 -.04 -.04 -.02 FOPD -.02 -.03 -.04 FSTS .04 .04 .02 横向社会资本 .27**.32**纵向社会资本 -.16+-.22*管理创新 .05 .05 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16 -.14 PIN×HSO -.24+PIN×VSO .30*AIN×HSO -.12 AIN×VSO .20+F Value .77 1.33 1.91*R2.03 .09 .16 Adjusted R2-.01 .02 .07 R2Change .03 .05+.07*注: 1、 AIN=管理创新, PIN=与产品相关的创新, VSO=纵向社会资本, HSO=横向社会资本;2、显著性水平:+p<0.10,*p<0.05,**p<0.01; 3、汇报的是标准化系数; 4、因变量为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 92 假设 3 提出与产品相关的创新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模型 3 的结果显示,与产品相关的创新和横向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影响是负向的并略微显著( b=- 0.24, p<0.10) ,假设 3a 没有得到支持。与产品相关的创新和纵向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影响是正向并显著的( b= 0.30, p<0.05) ,这一交互影响解释了中小企业绩效 5%( p<0.01)的变异,并被展示在图 1 之中。如图中所示,当企业与产品相关的创新能力较低时,纵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负向影响,而当企业与产品相关的创新能力较高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变为正向。假设 3b 得到支持。 假设 4 提出管理创新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模型 3 的结果显示, 管理创新和横向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影响并不显著 ( b=- 0.12, n.s.) ,假设 4a 没有得到支持。管理创新和纵向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影响是正向并显著的( b= 0.20,p<0.10) ,这一交互作用解释了中小企业绩效 2%( p<0.10)的变异,我们将其展示在图 2之中。如图中所示,当企业管理创新的能力较低时,纵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负向影响,而当企业管理创新能力较高时,它们之间变为正向的影响关系。假设 4b 得到支持。 图 1 纵向社会资本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与产品相关的创新的调节作用 图 2 纵向社会资本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管理创新的调节作用 93 四、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从资源基础论和可获利性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各维度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以及组织创新如何促进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假设 1、假设 2、假设 3b、假设 4b 得到了支持,而假设 3a 和假设 4a 并没有得到支持。 具体而言,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以下推断:首先,横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 Yeoh( 2004)以及 Oh( 2006)等学者研究的结果。其次,纵向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虽然以往的国际化研究很少提及这一命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指出政府的干预以及对银行等关键支持部门资源分配的掌握使得外部市场有局限性,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企业更加依赖于非市场机制,包括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以获得资源(冯天丽、井润田, 2009) ,而实证研究却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其绩效存在负向关系(邓建平、曾勇, 2009),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结论。最后,组织创新对纵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可以对纵向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进行有效补充。 而组织创新对横向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横向社会资本本身对绩效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b=0.32, Sig.=0.001) ,而从现实中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较差,产品和管理上的差异并不大,调节作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因而被掩盖了,网络关系本身是提高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当中小企业进行了技术创新,研发出新的产品和工艺后,会为了独享创新的成果,保护技术不轻易外溢,而从主观上不愿意与其它企业分享信息,从而不能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甚至会为了阻碍信息和知识在网络中的流动而耗费资源。因此与产品相关的创新还显示出微弱的负向调节作用。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虽然在现有的文献中,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但是鲜有学者提出纵向社会资本与国际化绩效的负向关系,也未见对组织创新调节作用的研究。以往研究认为转型经济国家中的企业更依赖于通过与外部节点的关系经营带来的资源,包括与企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媒介机构的关系等( Luo, 2003; Zhang 和 Li, 2008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与其它企业的良好关系有利于国际化的开展,但与政府的关系本身却并不能对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有所帮助,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够充分运用这些外部节点,达到自己的国际化目标。我们的发现为社会资本存在局限性和成本的阐述提供了证据的支持,并论证了组织创新作为权变因素的补充作用。 本研究对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企业层面来说, 第一,要参与企业集群、加强与上下游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利用横向网络提高国际化绩效;第二,要审慎看待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关系网络,想仅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甚至腐败行为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只会浪费中小企业本已稀缺的资本和企业家有限的精力;第三,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组织创新能力,即使在转型经济中,中小企业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的网络,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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